题记：2011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看望钱钟书夫人杨绛时，充满感情地对她说：“几十年来，您和钱钟书先生一道为繁荣祖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著作等身，……，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感于此，在杨绛先生百年华诞到来之际，笔者依据她的回忆性散文集《干校六记》，参阅其它许多回忆文章，并走访当年钱钟书、杨绛等文化名人下放的地方，抚今追昔，钩沉那段封尘的岁月，撰写此文，以表敬贺。
河南省息县有位农民曾满怀深情地回忆他对当年下放在东岳“五七”干校众多文化名人的印象，说他们个个通晓天文地理，人人能懂八国文字。这话说得一点都不夸张。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豫东南息县东岳“五七”干校，住着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100多位学术泰斗和文化巨匠。他们当中有被誉为文坛“双子星座”的文化昆仑钱钟书（1910-1998年）及其夫人杨绛（1911- ）。
钱钟书、杨绛夫妇都是享誉中外的大学者、作家，已被公认为是我国知识界的符号之一。他们无尚崇高的思想境界，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为世人钦佩和景仰。钱钟书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围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杨绛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干校六记》、回忆录《我们仨》和长篇小说《洗澡》等。她还翻译了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文学名著《堂吉诃德》，荣获西班牙国王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其中，钱钟书的《管锥编》、杨绛的《干校六记》都是在“五七”干校孕育而成的，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大大丰富了“不息之壤”息县的厚重历史文化内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钟书、杨绛作为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遭到批斗，受到非人的待遇。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号召。全国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老弱病残并不除外）被下放到各种“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11月，年届花甲的钱钟书和红学大师俞平伯、诗人何其芳、戏剧专家吴晓铃等文学所成员，作为“先遣队”离开北京下放到河南罗山。不久，干校搬到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到“五七”干校。这样，钱钟书、杨绛在此度过了他们一生中难忘的苦难岁月，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夫妇恩爱、互帮互助、相依为命的佳话。他们和俞平伯、何其芳、沈从文、吴世昌、余冠英、吕叔湘、丁声树、胡绳、金岳霖、任继愈、孙冶方、顾准、吴敬琏等众多泰斗级人物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在赤日炎炎的盛夏和朔风凛冽的寒冬艰苦劳作，备尝艰辛。他们虽身处逆境，但不甘沉沦，泰然处之，从未因艰苦的生活而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欲望。他们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田间劳动的同时，进行着各种思考和创作积淀，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2010年9月8日，当年也曾下放到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钱钟书先生，说他在河南息县下放劳动期间，亲眼见到钱钟书先生每天在熬人的体力劳动之余，见缝插针、旁若无人地捧书大读。那都是外文原文的辞典之类，比砖头还厚。正是这种手不释卷的治学精神，钱钟书在1972年3月返京后才得以创作他毕生的杰作《管锥编》。这部书博大精深，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法、德、意、西班牙等数种语言，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多卷本学术著作。
杨绛曾经说过，“五七”干校的岁月是她和钱钟书一生中最有意义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息县东岳“五七”干校为钱钟书、杨绛夫妇留下了一段丰富多彩、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一言难尽、挥之不去的记忆。1981年，杨绛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该作品曾获1989年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内外反响强烈、影响巨大。
《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六篇散文组成，反映“文革”时期杨绛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凿井、种菜、干农活以及与丈夫钱钟书相濡以沫、艰辛度日直至返京的难忘经历。作品写得质朴无华而富有表现力，文笔细腻委婉，语言诙谐幽默，字里行间蕴涵着诗情哲理，给人以启迪和鼓舞，具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钱钟书在其前言中评价：“‘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杨绛晚年经常引用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就准备走了。”面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钱钟书、杨绛夫妇不怨不恨，不自怜自悯，也不伸冤诉苦，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直面人生，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相对于北京等大城市，息县东岳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钱钟书、杨绛来到这里少了许多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也过得相对安定。钱钟书比较有能力，在“五七”干校期间他一次次“跳槽”，先后做过司炉工、保管员、邮递员、通讯员。杨绛参加过打井、养猪、种菜等工作。在打井劳动中，这些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可贵的互助精神，没有谁拈轻怕重，斤斤计较。他们互相照顾，并肩携手，以苦为乐。杨绛在《凿井记劳》一文中记录了当时挖井的过程和感受：挖井一开始是干土，“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后几天，水越多，挖来越加困难，请来两位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杨绛干的是为打井人送饭和烧水的杂活，有时也凑凑热闹，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井打好的那天，杨绛还特意打来一瓶烧酒，买来一斤块糖，大家坐在一起，嘻嘻哈哈，共庆胜利，这就是他们的“庆功宴”。至今，杨绛参与打的那口水井还在为当地群众服务。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有一篇《学圃记闲》，着重反映她与钱钟书互相慰藉的夫妻真情。当年
杨绛在“五七”干校里被安排在菜园班种菜。她想让钱钟书到菜园班里帮她种萝卜，但组织上没有批准，而是让钱钟书在另一班看守工具。杨绛所在的菜园班距离钱钟书看管工具的地方不过有十多分钟的路程。杨绛的班长常常派她到钱钟书那里去借工具，于是，“同伙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钟书改做“邮差”，每天下午都要经过杨绛看管的菜园到几里地外的邮电所去领取文学所的报纸、杂志、信件和邮包。“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杨绛养的一只名叫“小趋”的小狗在钱钟书来时总是绕膝亲热，好像知道是自己的家人回来了。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年代，钱钟书、杨绛夫妇在风和日丽时，时常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说说知心话。有一次，钱钟书路过菜园，见到了自己的妻子。杨绛指着菜园里的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深知丈夫嗜书如命，不禁感慨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钱钟书还经常给杨绛写信，都是在这个时候亲自交给她，信中写些见闻、杂感、笑话和诗词，为他们艰苦的下放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每次钱钟书路过这片菜园，杨绛都要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在后花园里相会，这里又有了新的演绎，只是少了矫情做作，更加质朴平实了。
《干校六记》第五记是《冒险记幸》，记述了杨绛与钱钟书这对学者伉俪在患难中彼此思念、互相牵挂的感人故事。当年他俩虽然都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却被编在相隔数里的两个连队，咫尺天涯，夫妻难得相见一面。有一天傍晚，天刚下过雨，满地烂泥，杨绛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于是违规擅自外出，前去探望钱钟书。年已六旬的她穿着长筒雨鞋，拄着拐杖，一跌一滑地踏着泥泞的小路向丈夫所在的连队走去。荒天野地，泥水淤积，几经磨难，又冒险过河。杨绛的雨鞋有好几次都深陷在泥浆里险些拔不出来，最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艰难地走到钱钟书所在的连队宿舍门口。当杨绛以一个“泥人”的形象突然出现在钱钟书的面前时，他又惊喜又感动。这次相见不过片刻，归途又几乎迷路，险遭不幸，但杨绛无怨无悔，感到无比欣慰。杨绛这次“私奔”，在干校一时传为佳话，他俩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还记述了她与息县东岳农民之间的情谊。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干校的菜园，拣了一些干老的菜帮子。杨绛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小女孩回答：“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杨绛在文中写道：“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高粱面做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杨绛经常在生活上接济这位老大娘，还指导小女孩识字学习，彼此间建立了浓厚的感情。今天，息县东岳的百姓，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在茶余饭后还时常谈起当年杨绛对他们的帮助。
1971年元旦刚过，钱钟书听说第一批被遣送回京的“老弱病残”人员名单中有他，于是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妻子。杨绛听后“喜出望外”，帮助丈夫收拾好行李，焦急地等待着动身返京的日子。谁知，等到名单公布的时候，发现没有钱钟书的名字，之前的消息只是谣传，当时他们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杨绛在《误传记妄》一文中写道：“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酸楚中带着哲理，令人掩卷深思。后来，杨绛想到去留的问题，问自己的丈夫：“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迟疑地回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他还引用北宋柳永的词句自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正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任尔东南西北风。正如杨绛所说：“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我还是依然故我”——还是那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我”。面对艰苦的磨砺，钱钟书、杨绛这些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泰斗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和信仰。即使在那样非人的逆境中，“时光倒流”，他们也丝毫没有后悔解放前夕自己坚决留下的抉择。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他们怀着一颗多么真挚的赤子之心，真可以说像屈原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最优秀的思想品质。
1972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钱钟书、杨绛夫妇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被“解放”出来，离开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之久的北京。两人潜心学问，甘于寂寞，不求闻达。1975年，钱钟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管锥编》初稿，此后又陆续修改。1979年，《管锥编》1-4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管锥编增订》出版。杨绛根据她在河南省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系列回忆散文《干校六记》，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结集出版。这为人们保存了关于“文革”期间干校“内情”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关于大动乱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态的可贵资料。从中，我们看到了十年动乱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辛酸命运和豁达胸襟。
钱钟书、杨绛等文化名人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虽然只生活了短短两个多春秋，但这段尘封的岁月，见证了他们为厚重河南和“中华第一县”息县留下的文化遗痕。他们因厚重的中原文化而来，他们又在中原大地这片沃土上为中原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注入了灵气，播下了厚重，留下了回忆。现在，钱钟书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杨绛先生也即将迎来她的百岁寿诞，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笔者撰写此文以表达对这两位学界鸿儒的怀念和敬意，对辉煌中原和活力息县的无比热爱……（作者徐泽林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信阳市政协委员、信阳市青联委员、息县三高历史教师）
编辑：yang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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